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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摄影的本土化收藏

曾璜 中国摄影杂志 2023-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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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图:老罐子,2019 蔡东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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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芳(华芳照相馆),广州街景1870年代蛋白照片,20×26cm ,影易时代收藏
这张照片《广州街景》是目前所见到的最早的 “PS” 照片之一。华芳照相馆(也称 阿芳或阿芳照相馆)是目前收藏市场上可以收藏到的最早的中国摄影家。它早在 1859 年即开业,是中国最有名气的商业摄影师黎芳在香港开设的照相馆,现存的照片包括风景和人像作品,主要拍摄于1870-1880 年代,而其照片格式也涵盖CDV、立体照片、橱柜照、大尺幅立体照片 等多个类型。华芳照相馆以其中国人的视野留下一系列清 末中国重要的视觉文本,是清末中国摄影史最重要也是最富有价值的摄影师之一,作品为国际上重要的博物馆和美术馆广泛收藏。

一、“摄影收藏本土化”的出现

 

2019年是摄影术发明180年,在这一年里不少中国的影像机构举办了各种研讨、展览,回顾摄影在中国传播、发展,这在相当程度上助推了对本土摄影的关注,这一年可谓中国摄影收藏本土化的“大年”。其中重要展览之一是2019年8月19日在银川当代美术馆开展的“摄影180年在中国”展览,500余件、数千张原版原作展示了摄影术在中国的历程。

 
(上图)“摄影180年在中国”晚清展厅,银川当代美术馆供图
(下图)“摄影180年在中国”民国展厅,银川当代美术馆供图

摄影收藏在大陆的兴起得益于改革开放,距今只有短短的二三十年,始发于1990年代中期外国收藏家对中国当代艺术的收藏,其中包括了使用“摄影媒介”创作的当代影像艺术家。这个收藏得到了欧美主流的摄影文化艺术机构的肯定,如2003年法国阿尔勒国际摄影节的“中国年”展和2004年纽约国际摄影中心(ICP)的展览。

 

鉴于历史、经济和意识形态等诸多因素,国内的博物馆、美术馆、档案馆、图书馆虽然十分重视对视觉史料的存档,但到了本世纪初才开始涉足摄影艺术的收藏:广东美术馆在2003年举办了《中国人本》收藏展,收藏了260多位摄影家的601幅作品,开了大陆美术馆大规模摄影艺术收藏的先河。2005年河南博物院举办了“河南摄影50年作品收藏展”,整体收藏了展出的100位河南摄影家的200余幅作品,启动了博物馆的摄影艺术收藏的按钮。中国美术馆自2013年开始了“20世纪中国摄影大师”收藏计划,至今收藏有吴印咸、石少华等第一代红色摄影家的作品。国家博物馆自2013年开始,收藏了沙飞、方大曾、石少华等人的作品,在2017年举办了“抗战与文艺”的摄影作品收藏展。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于2014年为摄影系创办人翁乃强举办了回顾展并收藏了全部展品……此外,民营文博机构,如泰康艺术中心、梦周基金会、IDG、影易时代、云志艺术馆、影上书房和谢子龙摄影艺术中心等,均开始了对中国摄影本土化的收藏。

 

不同的国家,拥有不同的摄影文化,会有不同的摄影史,并导致不同的摄影收藏。如法国和英国都声称发明了摄影术,两个国家就有了不同的摄影收藏。每个国家都会有不同的摄影收藏体系,都在建立反映本国历史和文化的摄影收藏。

 

中国也不例外,“摄影收藏本土化”的发展趋势,表明了摄影收藏在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而“摄影180年在中国”的展览,则集中地展示了这个发展趋势的最新成果。

 

二、“摄影收藏本土化”的几个特点

 

1.民国原版稀少珍贵

 

《中国摄影史》的作者之一陈申,将“摄影180年在中国”民国部分策展前言的标题界定为“民国:摄影艺术的摇篮”。“经过新文化运动洗礼的中国文人学者,以他们广博的学养和探索精神,在摄影艺术处女地上披荆斩棘,才有了源自西方的摄影艺术在民国的繁荣和发展”。

 

剪影,1934年,金石声,银盐纸基,22.5×30cm,金华收藏 
金石声(1910-2000),生于武汉,1932 年加入“三友影会”,还组织摄影团体“鹰社”,创办并主编摄影杂志《飞鹰》。


民国出版的摄影附刊、摄影杂志和画报,保留下大量的摄影艺术发展和创作繁荣的史料,让民国摄影家和优秀的作品有案可稽。但出现在收藏市场的民国原版原作,极少重样。与晚清多为商业出版制作而具有多版数的情况不同,民国的原版作品,绝大多数为“参赛打龙”,或文人交往互赠而制作,多数为孤版,珍贵稀有。此外,解放之后不断的政治运动加速摧毁了部分民国原版原作。因此,在逐渐普及的摄影收藏本土化的发展趋势中,民国原版原作将会越来越稀有而珍贵。

 

2.晚清原版照片的重拾

 

据1884年2月29日的《摄影新闻》记载:“中国已有几千名靠摄影谋生的摄影师”。但是今天的我们对他们知之甚少。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中国摄影的研究注重的多是影像的内容,而较少关注照片背后的摄影师。当摄影作为艺术的形态得到确认后,一张照片是否出自名家成为了该照片能否成为重要艺术品的关键。因此,对摄影作品背后摄影家的辨认,对考证方法的探索和对原版照片的重拾,成为了晚清摄影研究的重点。“摄影180年在中国”展览的“晚清:原版的重拾”的策展人泰瑞·贝内特(Terry Bennett)在他的《中国摄影史——中国摄影师1844-1879》巨著中,列出了数百位中国本土摄影师(照相馆)和几百件出自他们之手的作品,如上海的耀华,武汉的宝记,福州的同兴,厦门的瑞生&宜芳照相馆,香港的缤伦等。而在美术馆和博物馆中,展出原版作品也逐渐成为了标准。此外,照片背后摄影家的姓名、身份、职业、生活、经历,甚至拍摄的动机和目的,都可能将研究拓展到艺术史、美术史、文化史、传播史和交流史等众多领域。

 

上海理发店,1870 年代,威廉·桑德斯, Laura Huang 收藏
“上海理发店”是威廉·桑德斯最著名和流传最广的影像之一。这是“上海理发店”的原版蛋白照片和英国《哈泼斯》周报(Happer’s Weekly)1876 年12月16日采用了一个全版(24×38 cm)刊登的依据照片“上海理发店”创作的摄影版画,反映了1870 年代摄影需要通过版画传播的相互纠结和利用的状况。威廉· 桑德斯(William Thomas Saunders),1862-1887 年在上海开设森泰照相馆,被称为“主宰了上海滩摄影业20多年” 的19 世纪上海最重要的摄影家。他拍摄的题材众多,诸如官员出行、罪犯行刑等新闻时事和社会风俗照片。在 19 世纪中叶就依据中国传统的文化和习俗,设计场景、雇用模特、摆布拍摄了一批照片,如法堂、轿夫、马车、囚犯、吸食鸦片,等等,是“中国最早的插图摄影师”,出自他之手的19世纪原版蛋白照片是中国摄影史上最重要和珍贵的藏品。

3.极具本土特色的“红色摄影”

 

“红色摄影”是一个极具中国特色的摄影收藏脉络,它源于1930年代的延安,在1950年代至1990年代主导着大陆的摄影文化,对中国其他艺术门类,如油画、版画、宣传画、雕塑,甚至戏曲、舞蹈、话剧等,都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在新中国的艺术史、美术史和摄影史占据了不可或缺的地位,成就了红色中国第一代摄影师及经典作品。策划过多个重要的中国当代摄影艺术展览的纽约国际摄影中心的克里斯多夫·菲利普斯(Christopher Phillips, ICP)也认为:“(红色摄影是)20世纪中国摄影史上最重要的脉络之一”。

 

典型的“红色摄影”作品包括有1930年代至1940年代的战地摄影,1950-1970年代大陆摄影艺术展的作品,“文革”中“样板戏”的剧照等。

 

此外,“红色摄影”的原版照片作为影像视觉文本的具体载体,还承载了新中国建立后的30年里几乎所有最先进、最独特的摄影技术技法和后期制作工艺,比如1970年代拍摄的“样板戏”,用最好的器材,最知名的摄影师,最好的拍摄条件和使用最好的耗材,是承载着1970年代大陆摄影典型的载体(艺术品)。

 

哨兵,1940年代,徐肖冰,银盐纸基,61×51cm,影易时代供图
徐肖冰 (1916-2009), 浙江桐乡人,曾任中国摄影家协会主席、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文联代表、宋庆龄基金会名誉理事。20 世纪 30 年代在上海开始摄影生涯,曾任《桃李劫》《自由神》《风云儿女》《都市风光》《生死同心》《马路天使》等影片的摄影助理。1937 年赴延安,曾在八路军后方政治部宣传科、陕甘宁边区抗敌电影社、八路军总政治部电影团、 北京新闻纪录电影厂工作。曾获斯大林奖金一等奖、朝鲜政府二级国旗勋章、文化部优秀影 片一等奖、国家图书奖等。在法国阿尔勒国际摄影节、英国伦敦摄影师画廊、荷兰鹿特丹摄影博物馆、德国艺术博物馆、荷兰艺术博物馆等国内外重要文博机构举办展览,作品为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美术馆等收藏。


其实“红色摄影”作为史料在公立的国家博物馆和美术馆存档,已经有了很长的历史了。但随着摄影收藏在大陆的兴起,大家已逐渐意识摄影史20世纪最重要的艺术形态,而红色摄影不仅仅是影像的史料,也是20世纪最具中国本土特色的摄影艺术形态,三大机构几乎同时开始了系统地梳理和收藏红色摄影家的代表作:中国国家博物馆在2012年举办了红色新闻摄影开拓者沙飞的影像收藏展,中国美术馆于2013年启动了“20世纪中国摄影大师作品”收藏计划,收藏了吴印咸、石少华等红色摄影奠基人的原版原作,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在2013年举办了翁乃强“文革”红色系列的收藏展。

 

区别原版和新版,对艺术家的原作还是机构的作品的辨认,对艺术品的制作权、所有权,代理权甚至继承权的确权,都是收藏红色摄影作品常常需要面对的问题。

 

4.摄影技术技法的本土化收藏脉络[1]

 

19世纪的中国不具有参与早期摄影发明创造的国力,而且绝大部分早期发明于西方的摄影术也没有传入中国,导致了国人对19世纪工业化以前的摄影技术了解甚少。据美国伊斯曼摄影博物馆董事宋琦明介绍:“伊斯曼摄影博物馆收藏有150多种早期的摄影工艺。”[2]而早期流行的数十种摄影技术发明和工艺,都造就出伟大的艺术家,推动着摄影艺术的发展。


宝记照相馆,武汉黄鹤楼,1888年, 蛋白照片,21×27cm, 原作由 Laura Huang 收藏 
宝记照相馆(Pow Kee & Sons)于1884 年之前即在汉口开展照相业务,1890 年代迁至上海。曾是上海 20 世纪初最重要的照相馆之一。 


以“摄影180年在中国”为例,展品中包含有多种存世量极为稀有的中国内容的原版作品,如达盖尔法、安布罗法、金属版法、盐纸、重铬酸盐色素工艺,伍德伯里、凹版法、碳素印相工艺、石板印刷、摄影版画、蛋白色纸、新华彩色转印等,加之CDV、立体照片、橱窗照片、玻璃版等多种多样的作品形态,揭示出摄影艺术呈现方式、承载介质、传播形态的多样性,展示出摄影科技在中国的发展脉络,近年来国内探索手工摄影艺术的摄影家急剧增加,他们摆脱了工业化、自动化和数字化对摄影艺术创作的束缚,探索创新非常规的中国摄影的视觉表达语言,如宣纸、巴东纸、藏经纸、丝绸等,为全球的摄影文化注入新鲜血液和中国基因。这个发展趋势,即是中国对摄影技术史的补课,也成就出具有中国特色的21世纪当代摄影家。这批反映着摄影科技中国发展历程的新老作品,构建出一条极具中国摄影本土化的收藏脉络。

 

三、西方摄影作品在中国摄影收藏本土化的位置

 

在摄影史研究和摄影收藏界,曾出现颇为流行的说法“中国摄影史应由中国摄影家拍摄的作品组成”。如果类推,是不是“法国摄影史就是法国摄影师拍摄的作品”“英国摄影史就是由英国摄影师拍摄的作品” “美国摄影史就是美国摄影师拍摄的作品”?虽然,每个国家都会有各自不同的摄影文化,都会有代表本国摄影文化特色的摄影收藏和体系,也会有各自不同的世界摄影史的收藏。让不同国家的摄影史,都将他国的影响有机地融入本国摄影的发展脉络上,并体现在各自不同的本土化的收藏中。

 

长城,托马斯·查尔德 ,蛋白,20×26cm,影易时代供图
托马斯·查尔德(Thomas Child),英国人,1870-1890 旅京期间系统地拍摄了皇家建筑及北京,尤其是早期圆明园和颐和园的残迹,是摄影收藏挖掘出的19世纪在华重要的摄影家。他的作品为国外各大博物馆所收藏。


摄影作为源自欧美的艺术形态和媒介,外国名家在中国的摄影文化中,是无法剥离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中国摄影收藏的本土化无法回避西方摄影名家的作品。如何将外国摄影家的作品有机地纳入中国本土摄影收藏的体系,是一个挑战,也是一个蓝海。因此,中国摄影史应该以中国摄影家为主,但包容着所有推动了中国摄影发展的中外摄影人。中国本土化的摄影收藏,也应该是以中国摄影家为主体,但包容着所有推动了中国摄影文化发展的中外摄影作品。

 

以“摄影180年在中国”展为例,展出的外国摄影家的作品均为他们拍摄的中国题材,如菲利斯·比托的“鸦片战争”、约翰·汤姆逊《中国与中国人的画册》、卡蒂埃-布勒松的《两个中国》、卡帕的“武汉”、马克·吕布的《三面红旗》等。这样的选择将摄影的本土化的收藏框架拓展到了对中国摄影有影响的世界摄影名家名作上。

 

在这个展览中,还展示有一批在中国历史上留下印迹的外国来华摄影家,如出版了第一本中文摄影书的约翰·德贞(也译杜德格龙,John Dudgeon),第一位拍摄圆明园的恩斯特·奥尔默(Ernst Ohlmer,约1870年代),用照片报道中国的先驱、《远东》杂志主编约翰·莱蒂·布莱克(The Far East magazine,1870年代),“主宰了上海滩摄影界27年”、“场景再现”地为中国留下了19世纪珍贵影像记录、构建并影响着外国人的中国视觉记忆的威廉·桑德斯(William Saunders),最完整地记录下清朝皇城和皇家园林的建筑风景及北京人文景观的托马斯·查尔德(Thomas Child,1870-1880年代),参与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华生少校(Major J. C. Watson,1834-1908),拍摄了甲午战争和故宫的小川一真,最早在北京开设照相馆的外国摄影师山本赞七郎,出版了庚子事变下“立体照片中的中国”的詹姆斯·利卡尔顿(James Ricalton,1844-1929),记录了中国艺术史的奥斯瓦尔德·喜仁龙(Osvald Si-ren,1879-1966),记录下早期民国政治风雨的约翰·詹布鲁恩(John Zembrun,1910-1929在华),等等。

 

如何评价外国来华的摄影家,如何将他们有机地融入中国摄影史的发展脉络,是一个挑战,也是机会。特别可提的是,从投资摄影艺术品的角度看,这批作品是性价比最好也会是回报最高的藏品。还有喜欢外国摄影名家名作(如卡什、卡蒂埃-布勒松、卡帕、吕布等)的投资者,可以收藏他们中国题材的名作,一来这些作品比较他们的世界名作的价格较低,性价比较高,且这些作品的评论权、解释权、定价权和交易平台都将转移到国内,随着中国摄影收藏本土化趋势的到来,随着中国摄影收藏的普及和发展,随着成百上千家摄影收藏机构的出现,会越来越稀有而珍贵。

 

四、摄影收藏本土化与世界摄影史

 

在中国,摄影人对世界摄影史的了解普遍多于对中国摄影史的了解,因为过去40年来,大量的西方摄影文化被推介到国内,其中包括了“世界摄影史”,而有关中国摄影史的专著却仅有一本被学界称为不完整的出版于1986年的《中国摄影史》小书。
 
光与影,金石声,银盐纸基,31.5×21cm,1940 年代,原作由金华收藏,影易时代供图


浏览世界上林林总总、不同语种、名目繁多的《世界摄影史》,少见有关摄影在中国的内容。即使是中国出版的《世界摄影史》也鲜见摄影在中国的发展脉络。以国家艺术出版基金支持翻译出版的罗森布拉姆的《世界摄影史》(Naomi Rosenblum, A World History of Photography)为例,它对摄影在中国的介绍中提到了比托、汤姆逊、张印泉、刘半农、吴寅伯、解海龙、徐勇等大约10位摄影家。据作者介绍,为撰写世界摄影史,她于1980年来华收集资料,拜访了中国摄影家协会。以当时的政治和学术环境,作者是无法了解和获取较准确和全面的早期中国摄影的状况,比如,这部《世界摄影史》巨著没有入载郎静山,却介绍了郎静山的晚辈、助手吴寅伯。

 

没有中国发展脉络的《世界摄影史》,是中国摄影不行,还是对中国摄影史研究的不行?中国摄影本土化收藏的兴起,将为中国摄影史的梳理和研究提供第一手的原版史料,这批作品将随着新版的中国摄影史,随着中国视角的《世界摄影史》的出现,融入到外国的世界摄影史研究中。从这个角度说来,现在收藏的一些中国摄影史的名作,会越来越多地成为中外世界摄影史的研究个案,这表明正在逐渐显现的中国本土化视野的摄影收藏,将为世界摄影文化增加中国脉络,为世界摄影史做出中国的贡献。

 

五、摄影收藏本土化的问题,挑战和展望

 

在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之后,在中国的社会发展进入到了构建文化软实力之时,在中国的美术馆和博物馆启动摄影收藏之际,中国需要一个高质量且具有学术意义的中国本土化的摄影收藏的参考体系。

 

女乐师,蛋白照片,埃米尔· 瑞斯菲尔德 18×26cm,1870 年代,Laura Huang收藏 
这张1880年代的版画源自著名摄影家瑞斯菲尔德的著名照片。版画中人物、乐器和场景符合人体和绘画透视学,证明了摄影术的发明作用于平面的、现实主义的艺术形态。19 世纪是一个摄影利用版画、绘画开始借助摄影的年代。埃米尔·瑞斯菲尔德(Emil Riisfeldt),1872年至 1874 年开办香港摄影室,留下的作品不多,但质量上乘,为多家国外博物馆所收藏,是摄影收藏出现后挽救的一位早期中国摄影史上需要进一步研究的摄影家。


陈申、徐希景的《中国摄影艺术史》提供了一个收藏参考谱系,中国摄影家协会《中国摄影50年》提供了一个收藏红色摄影的谱系,宛平《中国纪实摄影大展1949-2009》提供了中国纪实摄影收藏的一个谱系,三影堂的“中国摄影20世纪以来”和“中国当代摄影40年”提供了一个收藏参考谱系,影易时代的“摄影180年在中国”提供了一个收藏参考谱系,泰瑞·贝内特提供了一个19世纪摄影的收藏参考谱系,中国美术馆提供了一个“20世纪摄影大师”的收藏参考谱系,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的《中国当代影像简史》提供了一个中国当代影像的收藏参考谱系,《蝴蝶效应》丛书、三影堂新锐和浙江摄影家协会与《中国摄影》主办的“TOP20”的评选都在提供一个中国当代摄影的收藏参考谱系……越来越多的参考谱系的出现,终将构建起摄影收藏在中国本土化的基石。

 

在收藏市场上,近年来出现了不少藏品表明了摄影收藏本土化存在巨大的拓展空间。比如印证着摄影术从技术到传媒发展历程的“摄影版画”;反映着摄影术与艺术交织的由著名艺术家刘海粟、叶浅予、陶冷月等人拍摄的原版照片;记录着近代史政要(如慈禧、溥仪、蒋介石、汪精卫、林森、何应钦、张爱萍、叶挺、聂荣臻、廖承志等)参与中国摄影文化构建的原版史料;揭示了摄影术进入中国和在中国的演变背景的19世纪的国际政治人物(如英国维多利亚女皇、法国拿破仑三世、俄国亚历山大二世、美国林肯总统和明治天皇等)的原版照片;还有反映着英国、法国、德国、美国和日本等摄影大国,对摄影术传入中国,以及在中国摄影文化构建中的影响的原版史料……

 

对中国摄影收藏本土化的努力,克里斯多夫·菲利普斯认为“在欧洲发明的摄影,如何被中国摄影人精心地转化为国家现代化过程中不可或缺的视觉遗产?我希望观者能从‘摄影180年在中国’所展示的悠久迷幻的中国摄影历史中获取新的认知,推动官方文博机构和私人藏家开始建立起摄影收藏,从而印证和展示19世纪以来中国摄影所取得的非凡成就。”而美国摄影文化史学者玛丽·沃纳·玛利亚在《摄影:一部文化史》(Mary Warner Marien,Photography A Culture History 4th edition)中“聚焦中国”道:“这似乎彰示了一种可能,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最终能够构建起自己的摄影史”。

 

曾璜为影像艺术品收藏顾问。
 本文首发自《中国摄影》2020年4月专题“重心归位— 中国影像收藏的本土化趋势”


注释:
1.本小节参考“非主流影像—摄影艺术的多元呈现”,钟建明,影易拍卖2019年秋《影像》。
2.宋琦明,“摄影180年在中国”策展人研讨会,2019年8月19日,银川当代美术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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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摄影》2020年4期专题文章目录


 · 重心归位——中国影像收藏的本土化趋势  文/ 郑浓

 · 民国至今本土影像收藏述略   文/仝冰雪

 · 刘云志:收藏影像,传承历史   采访/ 李森

 · 黄建鹏:我的摄影收藏有两条主线  采访/郑浓

 · 罗勇:分享大于占有  采访/王江

 · 雨人:从摄影爱好者到影像藏家 采访/王江

 · 摄影在中国的观看、再现与表达——泰康摄影收藏的本土化路径  文 / 唐昕

  · 杨延康:摄影收藏是我精神的延伸 采访/李森

  · 蔡东东:一位艺术家的非典型摄影收藏 采访/李森

  · 我看中国影像收藏本土化 文/曾璜


《中国摄影》2020年4期专题推介


相比较传统的书画、瓷器、玉器的收藏,影像收藏在中国的历史相对较短,但是依然不乏很多藏家因各种善缘而进入这一领域。近些年,中国对自己本土影像研究的权重正在逐渐增加,本土摄影史的脉络正在逐渐清晰,本土影像收藏的切入点变得多元而丰富,关注本土摄影的资本对摄影在中国的发展轨迹,正在做出自己的认知与判断。《中国摄影》2020年4期以专题的形式对中国影像收藏的本土化趋势进行了探讨。不仅邀请一些行业内的研究者撰文,更是采访到很多中国本土影像藏家,他们的现身说法,可以让我们一睹行业的现状,同时引发对影像收藏本土化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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